曾经被视为未来概念的人工智能，如今已成为改变产业、日常生活和全球治理的力量。亚洲正不再被视为跟随者，而是定位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领导者。在海南博鳌举行的202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与会嘉宾和报告指出，该地区拥有广泛的产业链、巨大的市场规模和政策支持，这些是其在转型中的主要优势。
同期发布的《2026年亚洲经济展望与一体化进展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中心正逐渐从欧美向亚洲转移。报告称，亚洲各经济体正利用庞大的数字人口、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和协调的政策支持，攀登创新阶梯，重塑全球人工智能格局。
论坛还强调了人工智能议程的长期性。”AI+”概念最早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亚勤在十年前于博鳌亚洲论坛提出。自2024年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以来，该概念已演变为持续的国家战略。今年的报告更进一步，提出了”智能经济”的概念，标志着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深度融合。
张亚勤表示，技术正进入由三大变化塑造的新阶段。首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向”代理式人工智能”的转变，即”在有限监督下完成特定目标的人工智能系统”，他预计2026年将是”人工智能代理元年”。其次是信息智能向物理和生物智能的演进，第三则是从独立工具向更深层次的”AI+”融合转变，从而改变应用方式和思维方式。
更广泛的亚洲地区也在加速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指出，2025年亚洲中小企业占全球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的28%。过去两年，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的55%的人工智能相关案例来自亚洲，特别是在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领域。
“东盟及亚洲各国对人工智能技术显示出强劲需求，”中国信通院院长余晓晖在博鳌论坛小组会上表示。”中国的开源模型为这些国家开发针对本地语言和场景的主权模型提供了重要基础。”
余晓晖还指出，该地区在计算基础设施和标准制定方面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以使”AI+”的红利惠及更多经济体。
这一更广泛的趋势也体现在区域的数字经济中。论坛旗舰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亚洲数字经济规模达27万亿美元，占GDP的46%。中国仍是最大参与者，预计到2030年其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80万亿元人民币（约1.172万亿美元）。
在论坛讨论中，最清晰的主题之一是，”AI+”的价值在于走出实验室，进入现实应用，利用数字智能提高效率并重塑商业模式。
在消费领域，智能手机被确定为人工智能融入日常生活的首要领域之一。智能手机厂商vivo人工智能业务副总裁张飞表示，人工智能赋能的智能手机可充当智能数字枢纽，能够完成不同场景和应用中的复杂任务。
“基于代理的智能手机交互将变得更加自然和人像化，”张飞在论坛小组会上说。”关键在于手机适应人，而不是人适应手机。”
人工智能也在改变工业供应链。电商平台京东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公司服务7亿用户、管理数千万产品以及运营全球超过2000万平方米仓储空间的能力，依赖于全链条的人工智能整合。
“从客户服务和物流调度到选品、动态定价和库存管理，人工智能已成为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工具，”沈建光说。
医疗是另一个重点领域。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局长傅盛表示，人工智能可能通过实现分子和基因层面的早期诊断，从根本上重塑医疗和药物研发。
“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药物研发模式。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优秀企业正在涌现，”傅盛说。
他补充道，人工智能的成像能力已超过传统医生，可帮助支持个性化治疗计划。
腾讯健康总裁吴伟达表示，人工智能也在拓展医学知识本身的边界。”在医疗领域，未知的远多于已知的。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科学界更好地理解人类生物学，”吴伟达说。
他进一步表示：”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而借助人工智能，这一愿景得以实现。”他指出，在初级医疗中，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将成为全科医生的”智能助手”，有助于缓解基层医疗资源短缺问题。
在政策层面，中国也在加强顶层支持。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2026-2030）》纲要提出全面实施”AI+”倡议，赋能各行各业。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通过深化和拓展”AI+”，培育智能经济新业态，包括加快下一代智能终端和人工智能代理的普及，在关键领域推动大规模人工智能商业化，以及培育新的原生人工智能商业模式和形态。
然而，论坛也强调了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与会者反复强调需要在创新与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新西兰前总理珍妮·希普利在活动期间多次提出对人工智能社会与伦理影响的担忧。她警告称，该技术可能取代部分工作岗位，加剧数字鸿沟，并带来新的隐私和伦理风险。
“我们必须确保机器人服务于人类，而不是挑战社会伦理和人类价值观，”希普利说。
中国信通院余晓晖表示，尽管全球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度正在上升，但许多用户仍低估了与这些技术相关的安全风险。他指出，全球主流大语言模型仍存在15%至30%的安全相关问题需要解决，人工智能开发者”负有重大责任”去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和鲁棒性。
中国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表示，过去十年的治理努力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社会科学在塑造治理框架中的作用不足。
“作为通用技术，人工智能在提升各行业效率、质量和安全方面具有巨大潜力。重点仍是推动其发展，但这必须与经济理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相平衡，”江小涓说。
她指出，”社会可接受性”意味着人工智能发展应反映公众价值观和共识，而非仅由科学家驱动，因此应涉及更广泛的公众参与和讨论。
随着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呼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张亚勤还提出了三个具体步骤：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明确标识（中国已采取立法行动）；确保所有人工智能代理可追溯至责任实体；以及禁止人工智能系统无限制自我复制。
他还警告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网络迅速传播带来的风险。
“目前，约65%的网络内容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这在模型训练中形成了负面反馈循环，”张亚勤说，将其描述为人工智能治理中最紧迫的挑战之一。
在国际层面，一些共识正在浮现。牛津马丁人工智能治理倡议高级顾问萨姆·道斯表示，主要经济体在如何监管实体经济中的人工智能方面显示出日益趋同的态势。
“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关键领域立法显示出高度相似性，如系统测试、安全部署和性能监测，”道斯说。
他补充道，包括东盟人工智能安全网络和联合国主导机制在内的多边努力，为全球合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
来源：中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