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将取决于更高的生产率、技术工人和持续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继续单纯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传统制造业。这是在曼谷于10月13日（星期二）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资深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作出的表述。该研讨会主题为“曼谷1991—2026：泰国走向韧性与包容性增长的路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于诗丽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发言者回顾了泰国经济转型历程、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泰国为实现更强劲增长必须克服的结构性挑战。 工业扩张到金融稳定：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埃克尼提·尼提坦帕拉斯将泰国第一次经济转型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变化。在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之后，日本企业把生产转移至东南亚，帮助泰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东部经济走廊，特别是进入罗勇府的汽车和电子产业。埃克尼提说，工业扩张创造了工厂就业，提高了收入，并帮助贫困率从接近50%降至5%以下。但当时8%至10%的年度增长掩盖了脆弱性，通过曼谷国际银行业务设施进行的大量外币借款助长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泰国随后加强了银行体系，并积累了目前约相当于短期外债三倍的官方储备。埃克尼提认为，这种稳定为增长提供了基础，但如果缺乏进一步的经济转型，这种稳定仍不足够。“正如刚才所说，我们今天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劳动力约束。因此，泰国的下一次经济起飞不能依赖廉价劳动力。我们必须聚焦劳动生产率、加快数字技术，并培养人力资本。”随着跨国公司通过“中国+1”战略分散生产，以及泰国收到涌向投资委员会的投资申请激增，埃克尼提呼吁掀起第二波高科技投资，加强泰国中小企业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并增加外国在服务业的参与，以促进竞争和技术转移。政府推出的“技能桥梁”计划连接国际投资者与泰国大学，共同开发课程，并提升本地工程师在电子、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技能。埃克尼提还强调推行“监管断头台”，以废除过时的商业限制，并简化数字工作许可和签证审批。他补充说，工业发展不应继续局限于传统中心，而应扩展至南奔的电子产业、呵叻府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和宋卡的半导体组装产业，同时保持财政纪律。 金融体系具有韧性但增长动能走弱：泰国央行行长维泰·拉塔纳空将1997年金融危机描述为转折点，促使泰国采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灵活的通胀目标制和更强大的外汇储备。尽管银行资本和流动性更为健康，泰国的潜在增长率却一直走弱。维泰指出，泰国趋势增长率从1997年前超过7%降至危机后的约5.3%，全球金融危机后降至3.5%，疫情后约为2.4%。他预计2026年经济增长为2.1%至2.3%，并称减速主要源于结构性问题，而非临时性问题。“财政政策应聚焦有针对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投资和对脆弱群体的支持，同时货币政策应维持物价稳定，并确保足够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以缓冲未来的外部冲击。”他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更紧密的协调必须保持央行独立性和财政可信度。家庭债务和小型企业融资困难是最紧迫的约束之一。据他引用，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增长了6%，而中小企业贷款连续16个季度收缩，同比下降4.4%。他解释说，信贷对生产率位居前30%的中小企业仍相对容易获得，但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尤其是仍采用过时商业模式运营的企业，面临更大困难。维泰认为，与其提供普遍性的贴息贷款，不如对食品加工、健康和智能电子领域中仍有生存能力的中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重组和技术应用支持，并对难以恢复的企业进行有序处置。他还指出，绿色金融、打击金融欺诈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是优先事项。 技术与落实层面的挑战：朱拉隆功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苏提蓬·奇拉提瓦将区域一体化、适应能力和机构能力视为泰国下一次经济转型的基础。他指出，区域贸易额几乎相当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国内生产总值的近90%。该集团在2025年还吸引了2439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约占全球流入量的15%。“然而，与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邻国相比，泰国一直难以获得其在这些新投资浪潮中应占的相应份额。”“我们不能在国内沾沾自喜；泰国必须把自己定位在区域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节点。”泰国还需要让成熟的汽车产业适应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和嵌入式软件，同时应对绿色转型和全球供应链变化。苏提蓬援引亚洲开发银行一项研究说，约8000万东盟工人可能因生成式人工智能而受到冲击，而绿色转型可能到2030年在该地区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为了把握这些机遇，泰国必须大力投资劳动力能力、课程改革和机构治理。我们有优秀的国家总体规划，但实施能力历来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他警告说，改革往往在选举周期中失去动力，而技术变革若管理不当，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以及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数字鸿沟。终身学习、灵活的再培训计划、职业培训以及公私合作，将有助于工人和小型企业从技术变革中受益，而不是进一步落后。 保持泰国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克里希纳·斯里尼瓦桑将泰国的经验置于亚洲更广泛崛起的背景中。斯里尼瓦桑指出，亚洲目前约占全球GDP增长的60%，而30年前这一比例不足25%。在此期间，泰国人均GDP从约1800美元增至8000多美元。他强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了政策工具箱，包括用于评估金融韧性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以及较新的综合政策框架，以帮助国家管理波动较大的资本流动。斯里尼瓦桑警告，随着国际资本更加挑剔，仅凭经济进步并不能确保未来投资。他把可预测的政策制定、监管透明度和财政可信度列为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关键因素。他还强调了人工智能普及所带来的机遇和就业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研究显示，在高度暴露于人工智能的行业，劳动力净需求最初下降约10%。但随后劳动力需求趋于稳定，因为人工智能是在增强任务能力，而不是消灭整个职业。”因此，要让自动化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生产率提升，就需要让更广泛群体获得人工智能工具，并持续推进培训和教育改革。与会者一致认为，泰国更为稳固的金融基础提供了重要起点，但要实现持续增长，还需要更有效的改革、更高的生产率，以及能够把新技术和外国投资转化为国内企业和工人机遇的技能型劳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