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NESDC）最新发布的有关社会预算与财政风险的报告指出，泰国社会保护体系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泰国迈向超高龄社会，福利预算负担不断加剧。由于福利供给碎片化、财政空间有限，提前完善准备并更有效地管理社会保护体系，已成为关系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紧迫政策优先事项。报告发现，泰国社会保护支出增速持续快于收入增速；若不作出调整或推进结构性改革，受泰国迈向超高龄社会以及高度依赖政府补贴等因素影响，社会保护体系整体预算预计将在2031年转入赤字。
2012年至2024年，泰国社会保护支出从0.61万亿泰铢增至1.40万亿泰铢，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3%。同期，社会保护收入从0.73万亿泰铢增至1.57万亿泰铢，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6%。社会保护支出增速也显著快于经济增速，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4.96%升至2024年的7.50%。
泰国社会保护支出集中在两类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的领域：退休与死亡给付占41.29%，卫生服务占32.64%，两者合计约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三。按经济分类看，直接向受益人转移的收入替代支付占58.28%，以商品和服务形式提供的福利占40.72%，现金给付是主要支出形式。
2012年至2024年的13年间，泰国社会保护收入从0.73万亿泰铢稳步增长至1.57万亿泰铢，但收入结构暴露出显著脆弱性。政府补贴占社会保护收入的72.8%；若计入政府对各类基金的缴纳，国家承担比例升至78.6%，接近五分之四，而受保成员和雇主缴费仅占13.6%。NESDC认为，这种结构使政府承担社会保护体系的大部分财务负担，并限制其推行其他政策的能力。
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危机期间，泰国福利收入结构的脆弱性在2020至2021年显现。受私营部门就业下降、失业上升影响，缴费型项目收入大幅减少；为减轻雇主和受保成员负担，政府多次下调社会保障基金缴费率。政府随后不得不向福利体系提供补贴，以替代收入损失并维持原有待遇水平。NESDC认为，这表明社会保护体系缺乏吸收外部冲击所需的韧性。
在退休与死亡给付方面，NESDC报告提出三个主要成本驱动因素。第一，2024年公共部门养老金占养老金和退休一次性给付总额的66.2%，2015年政府养老金基金（GPF）涉及的“Undo”政策使相关支出增加超过760亿泰铢。第二，2014年，社会保障基金进入全面给付支付阶段，首批受保成员缴满180个月且年满55岁。第三，老年人津贴覆盖85.13%的老年人口。
在医疗领域，NESDC报告发现，60岁以后人均治疗费用快速上升，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和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国民健康保障基金覆盖超过4700万人，采用固定人均付费控制成本。但公务员医疗福利计划仍对许多项目按实际费用报销，报告认为这会助长不必要地使用医疗服务，并使公务员人均医疗支出高于一般人群。
NESDC还警告现金福利扩大带来的财政“棘轮效应”。例如，残疾津贴由每月600泰铢增至800至1000泰铢，新生儿补贴提高至每月600泰铢。政府一旦扩大福利，便会形成持久性期待，后续削减或取消福利面临政治和社会阻力，使相关项目转变为经常性支出承诺，压缩财政空间。
人口和财政形势正在加剧泰国福利体系压力。2010年至2023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3.18%升至20.17%，泰国于2023年进入完全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4年将成为超高龄社会，该年龄组人口占比达28.09%。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预计到2040年将从67.00%降至55.83%。
2026年5月，公共债务余额达12.9万亿泰铢，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6.8%，预计到2030年将升至68.2%，接近70%上限。NESDC对2025至2040年的15年预测显示，在不作调整的基准情景下，2040年社会保护收入将为1.92万亿泰铢，仅相当于2024年水平的1.22倍，反映劳动年龄人口缩减以及政府补贴增长上限1.0%带来的影响。2040年社会保护支出预计为2.37至2.76万亿泰铢，且预计增长快于收入。基准情景将在2031年最早出现赤字。
NESDC提出四项改革建议。第一，向多层级福利体系再平衡。国家提供老年津贴等基本保障，同时发展以就业为基础、按缴费确定待遇的第二支柱补充养老金，并为有能力者提供第三支柱自愿个人储蓄安排。
第二，通过价值医疗（VBHC）控制医疗成本，包括按病种固定付费、加强预防、对损害健康的产品征税，以及激励个人改变行为。
第三，重构收入并扩大财政空间，将非正规就业者、零工经济从业者和自雇人员纳入缴费型项目，设置与就业身份和支付能力相匹配的激励措施与弹性缴费安排，并审查税制结构、培育新的税基。
第四，改善福利递送，加快建立连接个人福利记录、收入数据、纳税记录和福利领取情况的数据系统，减少重复援助、覆盖缺口和资金漏损。
